【边疆时空】郑晨寅 | “《春秋》大义”：从郑成功到连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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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郑晨寅

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教授，主要从事闽学与闽南文化研究，在《中国哲学史》《孔子研究》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，著有《黄道周论稿》、合著《陈淳评传》、合作点校《黄道周集》。

摘要：郑成功生于明清易代之际，遭遇家国之难，他 “性喜 《春秋》”，认同并践行 《春秋》 “尊王攘夷”与 “大一统”“大复仇”之思想，其诗文中亦力倡尊攘复仇、移孝为忠。如果说，从关羽、岳飞到郑成功呈现出一种历史 “镜像”的话，那么爱国史学家连横则对于郑成功坚持 “《春秋》大义”感同身受并给予高度评价。他在著作中重申 “《春秋》大义”，赞扬郑成功之精忠，屡称 “国姓”之名以追思其伟绩。我们应重新发扬 《春秋》“大一统”思想、彰扬郑成功驱荷复台之事功，以中华文化作为联结两岸民心的重要纽带，积极谋划两岸统一大业。

关键词：郑成功 连横 《春秋》大义 大一统

郑成功(1624—1662)一生抗清、驱荷、复台，其丰功伟绩影响深远，而连横(1878—1936)对其坚持明朝正朔、保存故国文化颇有感触，笔者曾略作分析。邓孔昭先生也有专文，详尽列举了连横所作的包括《台湾通史》在内的有关郑成功研究著述，强调连横的郑成功研究之于民族精神的宣扬，并分析其对台湾民族运动的影响。2018年是连横先生诞辰140周年，笔者以为，“《春秋》大义”乃联结郑成功与连横的精神链条，并对两岸统一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，故拟对此作进一步探讨。

一、“《春秋》大义”与郑成功“尊王攘夷”思想

“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”，在古人看来，“五经”之一的《春秋》经过孔子笔削之后，其中自有其“微言大义”，乃代王者立法之经典。郑成功从小喜爱《春秋》，并逐渐确立“尊王攘夷”之思想，此既取决于《春秋》经传所承载之“大义”，亦与明清易代之际复杂的民族矛盾及闽南地区的关帝信仰有关。

（一）《春秋》大义：“尊王攘夷”与“大一统”

“春秋”为史书名，由来已久，《国语·楚语上》载申叔时所言培养太子之法云：“教之《春秋》，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，以戒劝其心。”韦昭注云：“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，谓之‘春秋’，周史之法也。时孔子未作《春秋》。”于此亦可见《春秋》主要功能在于“辨别善恶”。“善恶”是一种价值判断，于《春秋》而言，主要表现为“尊王攘夷”。《春秋》有《左氏》《公羊》《谷梁》三传，章太炎称：“三传事迹不同，褒贬亦不同，而大旨则相近……内诸夏、外夷狄之义，三传所同，而《公羊》独著明文。”黄寿祺先生则概括为：“《春秋》一书之大要，最重‘攘夷狄’与‘大一统’之义。”《春秋公羊传》起首释“元年春，王正月”时即明示：“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也。”“大”者，以之为大，尊尚之义也；所谓“大一统”，即以仁义统一天下，实行王道，礼乐征伐自圣天子出。除此之外，“大复仇”亦为今文经学家所重。所谓“大复仇”，是指在天下无道、政治失序的情况下力报家国之仇，故虽有“春秋无义战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之说，但对于齐襄王（详见下文）、鲁庄公之复仇，《春秋》大之。如果这种复仇是与异族侵略有关，那么又与“攘夷狄”并无二致。

（二）明末《春秋》学与郑成功之“性喜《春秋》”

明代经学不兴，《四库全书》仅著录《春秋》学著作20余家。《五经大全》为官方教科书，其中《春秋大全》全袭元人汪克宽《胡传纂疏》，“胡传”，即北宋胡安国之《春秋传》，其《春秋传序》将“春秋大义”概括为“尊君父，讨乱贼，辟邪说，正人心，用夏变夷”，这与《孟子》所称“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一脉相承，只不过更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。而到了明清易代之际，《春秋》却得到空前的重视。郑成功所处的时代，正面临着“夷狄”入侵与国家分裂之危局，郑成功于此不能无感。《台湾外记》载：“（成功）性喜《春秋》，兼爱孙吴。”《先王实录》“永历七年（1653）八月”条载有郑成功《禀父书》，中云：“儿初识字，辄佩服《春秋》之义。”郑成功7岁自日本归国，其父郑芝龙为其延师受业，开始接受儒学教育，15岁时考取南安县学生员，弘光朝时又至南京国子监就读，学习儒家经典。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，国子监之授学“以孝弟、礼义、忠信、廉耻为之本，以六经、诸史为之业”，对包括《春秋》在内的五经（六经）的学习，无疑影响着青年郑成功人格之塑造，而满洲铁骑随之南下，弘光朝又迅速败亡，其“性喜《春秋》，兼爱孙吴”，或许正与严酷的社会现实有关；而其“佩服《春秋》之义”的表现，正是对《春秋》“尊王”（大一统）与“攘夷”（大复仇）的坚持。

出于华夏中心主义的心理，处于“中国”边缘的少数民族政权，历来被目之以不知礼之“夷狄”。但明清之际，其时汉人固然以《春秋》之“尊王攘夷”相激励，而满清亦以助明复仇、行《春秋》大义自诩（顾炎武对此有所揭露，详见下文），如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后，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信大学士史可法，声称：“比闻道路纷纷，多谓金陵有自立者。夫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《春秋》之义，有贼不讨，则故君不得书葬，新君不得书即位，所以防乱臣贼子，法至严也……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，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。徒以薄海同仇，特申大义。”多尔衮所言“《春秋》之义”，见于《公羊传·隐公十一年》：“《春秋》君弒，贼不讨，不书葬，以为无臣子也。”（《谷梁传》略同）而史可法的回信则称：“此文为列国君薨，世子应立，有贼未讨，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。若夫天下共主，身殉社稷，青宫皇子，惨变非常，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，坐昧大一统之义，中原鼎沸，仓卒出师，将何以维系人心，号召忠义？”可以说，清廷窃取《春秋》“大复仇”之义，而南明则强调“大一统”之义，双方可谓各取所需；而《春秋》成为明、清交战双方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利器，其重要性于此二信亦可见一斑。

郑成功既以儒学立身、性喜《春秋》，又蒙隆武帝知遇之恩，赐以国姓“朱”，其“大一统”、尊明王之思想已然根深蒂固；而其于目睹明朝及南明诸朝覆亡之悲剧后，又经历母亲惨死于清人之手（其父则先降后诛）的巨痛，国仇家恨，集于一身，于“大复仇”、攘夷狄更是义无反顾。其后驱荷、复台，作为抗清复明基地，则为“尊攘”大义的另一种表现。

（三）闽南地区关帝信仰对郑成功之影响

笔者以为，闽南地区盛行的关帝信仰对郑成功的“尊王攘夷”思想或许亦有影响，“喜读《春秋》”正是关羽与郑成功的共同点。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引《江表传》云：“羽好《左氏传》，讽诵略皆上口。”可以说，在长期演化形成的儒家正统观念与民间传说中，因熟读《春秋》（《左传》）而坚守忠义、尊奉刘氏，乃关羽有别于三国时期、乃至历史上其他骁勇过人的武将之重要原因。唐宋时关羽已配祀于武成王（姜子牙）庙，明代更是进入国家祭典，明神宗加封为“关圣帝君”，其地位达到极致。据相关研究，闽南地区关帝信仰的肇始阶段与明初的卫所建置有关，而其大规模建庙则主要是因为嘉靖以来的倭患。明末清初，漳州东山（铜山所）一直是郑成功军事要地，东山铜陵有关帝庙，始建于明初，为后来台湾众多关帝庙的祖庙，如明郑政权在台南所建的“祀典武庙”正是分灵于东山关帝庙。而郑成功故乡泉州关帝庙众多，其最著者如嘉靖年间重修的通淮关帝庙，泉人李光缙（1549—1623)为之作《关帝庙记》云：“今天下祠汉寿亭侯者，遍郡国而是，其在吾泉建宫毋虑百数……郡人庙侯于孔氏宫之左……侯素好《春秋》，是以明正统、仇孙曹。使其得吾夫子为依归，当其在仲由之右与！”于此记可知，明末时泉州关帝庙数以百计，郑成功就生活在这样的信仰氛围之中；而将“武圣”关羽比肩于孔子弟子中“好勇过人”之子路（仲由），并特别指出其“素好《春秋》”，这与郑成功的“性喜《春秋》，兼爱孙吴”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应关系。

另一方面，虽然身登“帝”位，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关羽为“汉寿亭侯”（明洪武元年恢复其“汉寿亭侯”封号），因为这是关羽的第一个封号，更是汉献帝时期表封的、代表着汉家正统的封号；而据《台湾外记》载，“郑成功”之姓名亦为隆武帝所赐：“隆武奇其状，问之，对答如流。隆武抚其背曰：‘恨朕无女妻卿！’遂赐姓，兼题名‘成功’……自此中外咸称‘国姓’。”郑成功对此十分珍视，其起兵所用印信即以隆武所赐之“招讨大将军印”，自称“罪臣国姓成功勤王”；在给荷兰人的通告、信件中，其署名则为“国姓爷”“中国沿海诸军统帅国姓爷”“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”等，有学者认为：“国姓”两字，“不独是他光荣的锡嘉与尊严的标帜，同时更是他忠诚的象征和恭谨的境界。”

二、“《春秋》大义”在郑成功诗文中的表现

郑成功坚持奉行隆武正朔，并于隆武三年（1647）十月，“从大学士路振飞、曾樱议，颁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统历，用文渊阁印印之”。一直到永历三年（1649）才改奉永历正朔。其改嘉禾为思明、改赤嵌为东都明京，皆可见其寄托所在。而保留至今的郑成功诗文，亦多处可见他对于“《春秋》大义”的一以贯之。在此以其与父书、北征檄文及《陈吏部逃难南来》诗为例。

（一）《禀父书》《复父书》：“行《春秋》大义，结忠孝之局”

郑成功父亲郑芝龙受清人利诱，被挟持至北京作为人质，郑成功则以《春秋》大义来对抗清廷对其鼓吹的孝义之说，《先王实录》“永历七年（1653）八月”条载有郑成功《禀父书》，中云：

违侍膝下，八年于兹矣。吾父既不以儿为子，儿亦不敢以子自居。坐是问候阔绝，即一字亦不相通，总由时势殊异，以致骨肉悬隔。盖自古大义灭亲，从治命不从乱命。儿初识字，辄佩服《春秋》之义。自丙戌冬父驾入京时，儿既筹之熟，而行之决矣。忽承严谕，欲儿移忠作孝，仍传清朝面谕，有原系侯伯，即与加衔等话，夫既失信于吾父，儿又安敢以父言为信邪？……我将士痛念国耻家亡，咸怒发指冠，是以有漳泉之师……且不特此也，异国之兵，如日本、柬埔寨等诸夷兵，旦晚毕至，亦欲行《春秋》大义。

此处，郑成功强调《春秋》大义于其儿时即已根深蒂固，故不惜“大义灭亲”。顾诚先生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认为：“直到清兵南下，弘光朝覆亡，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、民族压迫政策，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。”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郑成功高扬“《春秋》大义”，可谓正得其时，他甚至欲借异国（日本、柬埔寨）之兵攘清，以复家国之仇。《先王实录》“永历八年九月”条所载郑成功《复父书》更云：“万一吾父不幸，天也、命也，儿只能缟素复仇，以结忠孝之局耳!”而在《先王实录》“永历十一年正月”条之《复父书》中，郑成功责怪当初郑芝龙不听劝告、自投虎穴，“无怪乎有今日也!吾父祸福存亡，儿料之已熟……清朝试思：今日之域中，是谁家之天下？”在此，郑成功有意引用骆宾王《为徐敬业讨武曌檄》“请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”之名言，正表明其乃以《春秋》之大义为基点，兴师抗清复明，名正而言顺，彻底断绝清人利用其父要挟他的念头。此信回复之后不久，郑成功即率师北征，惜乎功败垂成。

（二）北征檄文：“大义严于《春秋》，首言尊攘”

从永历十一年（1657）开始，郑成功三次北征，以最后一次的永历十三年（清顺治十六年，1659）五月之征规模最大、影响最巨，是役郑成功亲率十余万大军，与鲁王旧臣张煌言合师北征，一路攻克多处要塞，直指南京，虽功亏一篑，却给予清廷极大的打击，声震东南。目前所见北征期间之檄文，当为存于《爝火录》卷二十九“顺治十六年秋七月庚申朔”所载张煌言至芜湖所传布之文，略引如下：

恢复天下兵马镇国大将军郑，为义切君亲，声援南北、计图恢复，布告同心，鼎造中兴，早膺上赏事：窃惟王者一统，治服四夷。大义严于《春秋》，首言尊攘；丰功勒于秦汉，不讳鞭驱。粤我大明三百年基业，德配唐、虞；先皇帝十七载忧勤，功侔天地。胡天不吊，国步多艰。……凡我同仇，义不共戴。勿夺先声，徒成烽火之戏；矢为后劲，同坚背水之盟。且一战而敬谨授首，再战而贝勒成擒，招来万亿游魂，屈指二三余逆，于此人力，可卜天心。瞬息夕阳，争看辽东白豕；灭此朝食，痛饮塞北黄龙。功永勒于汾阳，名当垂于淝水，世受分茅，勋同开国。谨檄。

在此，郑成功称“王者一统，治服四夷”“大义严于《春秋》，首言尊攘”“凡我同仇，义不共戴”，于“一统”“复仇”之义，再三申明，正是要以尊王攘夷、恢复中原、为君亲复仇为号召，从而布告天下、收拾民心。如前所述，当时满、汉民族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，郑成功《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》云：“缟素临江誓灭胡，雄师十万气吞吴。试看天堑投鞭渡，不信中原不姓朱。”其尊明攘清之意即寓于悲壮慷慨之声。

（三）《陈吏部逃难南来》：“首阳采薇”与“直渡黄龙”

1661年，清军攻入云南，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到缅甸（次年为吴三桂所获并绞杀）。郑成功得知消息后，悲愤异常，作《陈吏部逃难南来，始知今上幸缅甸，不胜悲愤，成功僻在一隅，势不及救，抱罪千古矣》（简称《陈吏部逃难南来》）二首，其一云：

闻道吾皇赋式微，哀哀二子首阳薇。频年海岛无消息，四顾苍茫泪自挥。

《诗经·邺风·式微》云：“式微，式微，胡不归？微君之故，胡为乎中露？式微，式微，胡不归？微君之躬，胡为乎泥中？”《毛诗序》称：“黎侯寓于卫，其臣劝以归也。”郑玄《笺》则进一步解释：“黎侯为狄人所逐，弃其国而寄于卫。”郑成功用“式微”之典喻永历帝为清所逐入缅；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则有“首阳采薇”之典故，本诗“首阳薇”即以“义不食周粟”的伯夷、叔齐比拟殉国的南明大臣瞿式耜、何腾蛟二人，也借此寄托自己义不奉清之决心。其二云：

天以艰危付吾俦，一心一德赋同仇。最怜忠孝两难全，每忆庭闱涕泗流。

前两句借《秦风·无衣》“同仇”之语，实为再次申明《春秋》“复仇”之义，后两句以“忠孝难全”之语，抒无限悲怆之心境。其自注云：“太师为满酋诱执，迫成功降，再四思量，终无两全之美，痛愤几不欲生，惟有血战，直渡黄龙痛饮，或可迎归终养耳。屈节污身，不为也!”郑成功之不愿“屈节污身”，正因《春秋》大义高于父子之情。他念念不忘恢复中原，“直渡黄龙痛饮”乃用岳飞抗金典故，《宋史·岳飞传》载绍兴年间岳飞北伐，形势大好，岳飞与众将约定：“直抵黄龙府，与诸君痛饮尔!”而《宋史·岳飞传》又载：“（岳飞）家贫力学，尤好《左氏春秋》、孙吴兵法。”缘此，郑成功之“性喜《春秋》，兼爱孙吴”又与岳飞相互辉映，二人于国家危难之际抵抗异族入侵，可谓志同道合。而岳飞与关羽往往合祀（如前述泉州通淮关帝庙于民国三年增祀岳飞，称“通淮关岳庙”），皆兼具武功与节义之象征。

三、连横对郑成功坚持“《春秋》大义”的高度评价

有学者认为：“真正对郑成功的研究，以及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对郑成功的使人信服的评价，只有从连横开始。”笔者赞同这一观点，并认为：连横对郑成功的评价，突出地表现在对“《春秋》大义”的认同上。如果说，从关羽、岳飞到郑成功呈现出一种历史“镜像”的话，那么200多年后《台湾通史》之作者、爱国史学家连横对于郑成功坚持“《春秋》大义”则心有戚戚焉。连氏祖籍漳州龙溪，康熙年间，连横的七世祖兴位公痛感明室之亡，不甘臣服于满清统治，故渡海来台，择居台南郑成功驻兵故地宁南坊马兵营，自此晚辈沿袭祖训，誓不侍清，故连横于郑成功与“《春秋》大义”感同身受并有高度评价。

（一）《告延平郡王文》重申“《春秋》之义”

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，连横作《告延平郡王文》，云：

夫《春秋》之义，九世犹仇；楚国之残，三户可复。今者虏酋去位，南北共和，天命维新，发皇蹈厉，维王有灵，其左右之！

所谓“九世犹仇”，指的是齐灭纪国之事。齐哀公因纪侯谗言而被烹于周朝，九世之后，齐襄公灭纪国，《春秋·庄公四年》于此载曰：“纪侯大去其国。”《春秋公羊传》借此大加发挥：“‘大去’者何?灭也。孰灭之?齐灭之。曷为不言‘齐灭之’?为襄公讳也。《春秋》为贤者讳，何贤乎襄公?复仇也……九世犹可以复仇乎?虽百世可也。”连横在推翻清政府统治后，追念郑成功“尊王攘夷”之生平大愿，作此告文，重申《春秋》之义，告王以“虏酋去位，南北共和”，其慷慨激昂之情，正可视为郑成功“大一统”与“大复仇”思想之嗣响。

（二）《台湾通史》赞扬郑成功“精忠大义”

《台湾通史》是连横的代表作，在此书中，他多次赞扬郑成功复台开辟、存明正朔的忠义气节，在此仅略举几例。如《职官志》称：“台湾固我族开辟之土，延平既至，析疆行政，抚育元元，而我颠沛流离之民，乃得凭借威灵，安生乐业，此天之默相黄胄，而故留此海外乾坤，以存明朔也。”《典礼志》称：“延平郡王为台烈祖，精忠大义，没而为神，台人祀之。”郑氏政权虽孤悬海外，对明朝乃恪守臣礼：“郑氏之时，朔望必朝，每有封拜，辄朝服北向，望永历帝座疏而焚之，君虽不在，不敢忘也。”此亦《春秋》“尊王”之义。而郑成功的“精忠大义”亦吸引志同道合之士前来投奔，《诸老列传》称：“正气之存天壤也大矣……伯夷、叔齐独耻其行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及饿且死；此则所谓求仁得仁者也。明亡之季，大盗窃国，客帝移权，缙绅稽顙，若崩厥角，民彝荡尽，恬不知耻。而我延平郡王独伸大义于天下，开府思明，经略闽粤。一時熊罴之士、不二心之臣，奔走疏附，争趋国难。虽北伐无绩，师沮金陵，而辟地东都，以绵明朔，谓非正气之存乎?”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明亡之季，大盗窃国”之语，当本于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四“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”，顾氏在批评杜预为陈国大夫公孙宁、仪行父之恶行辩解时（见《春秋·宣公十一年》），托以寓言云：“有盗于此，将劫一富室，至中途而其主为仆所弒。盗遂入其家，杀其仆，曰：吾报尔仇矣。遂有其田宅货财，子其子，孙其孙，其子孙亦遂奉之为祖父。呜呼！有是理乎?《春秋》之所谓‘乱臣贼子’者，非此而谁邪?”故由此可知，郑成功“独伸大义于天下”，即为坚持《春秋》之义；而以伯夷、叔齐比之归附诸臣，暗合郑成功《陈吏部逃难南来》一诗所用“首阳薇”之典。

（三）屡称“国姓”以追思郑成功伟绩

连横称呼郑成功时，直称其名者甚少，大多或称“延平（郡王）”，或称“国姓”。尤其后者，如上文所述，本为郑成功所自珍，因为在君主制社会中，赐姓、赐名皆为帝王对臣子示以褒奖之举，故连横盛称“国姓”，实乃蕴含着他追思郑成功发扬《春秋》大义、开疆拓土、保存故国文化之伟绩。《雅言》于此有所说明：“延平郡王肇造东都，保存明朔，精忠大义，震曜坤舆。台人敬之如神，建庙奉祀，尊之为‘开台圣王’，或称‘国姓公’，未敢以名之也。”《雅言》又说：“延平郡王为台烈祖，威棱所被，远及遐荒。故台之地名，每冠以‘国姓’二字，昭其德也……伟人之功大矣哉！”其《雅堂笔记》有“国姓港”，云：“延平入台，泊舟于此。而台湾以‘国姓’名地者，尚有数处。山川草木，由我发扬，正朔衣冠，俾无陨落，故后人追溯其本，肇锡佳名，以传千古，是亦崇德报功之意也。”“国姓埔”则云：“国姓埔在淡水东北，地处海滨，风光甚美。相传延平郡王既克台湾，而荷人仍据北鄙，发师逐之，由此上陆……是台北者固郑氏威棱所至之地。长刀大斧，以拓版图，至今犹受其赐，我子孙可不念哉！”其追思之情，在在可见。

总之，从郑成功到连横，“《春秋》大义”的文化血脉一以贯之。连横曾讴歌郑成功：“故土归疆域，新皋辟市廛”、“正朔存荒服，衣冠守汉筵”（《春日谒延平郡王祠》）；而1943年3月1日，在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义勇队于石井祭郑成功之文中亦有“《春秋》一义，始终一衷”之语。时至今日，郑成功存明、开台之功仍为民众所感念，郑成功信仰普遍存在于海峡两岸。其中，广西平南上渡镇有全国最早的郑成功祠（始建于1697年），台湾桃园芦洲区则有独特的“国姓醮典”，而郑成功庙宇遍布台湾各地。台湾曾历经长达50年之久的日据时期、光复后又面临两岸长期分治之现实，但至今“台湾回归、祖国统一”的信念依然契合两岸主流民意，这不能不说与郑成功坚持“《春秋》大义”以及连横对此的大力揭扬有重要关系。以“五经”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、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，连横在日本殖民者极力推行殖民文化的艰难处境中，仍然坚持《台湾通史》的写作，其目的即在于开启台湾民智、传承中华文化，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解放。今天，我们理应重新发扬《春秋》“大一统”思想、彰扬郑成功驱荷复台之事功，以中华文化作为联结两岸民心的重要纽带，反对外来势力干涉中国内政，积极谋划两岸统一大业。

【注】文章原载于《集美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9年第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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